火狐电竞:

  电影打开了一扇通往潮汕文化的门，门后是泛黄的信纸，是跨越山海的等待，更是一份融于血脉的“情义”。 一声“胶己人”，一生“有情有义”。

  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无数潮汕人感叹“DNA动了”。电影打开了一扇通往潮汕文化的门，门后是泛黄的信纸，是跨越山海的等待，更是一份融于血脉的“情义”。

  这种让潮人引以为傲的“胶己人”（自己人）认同感，究竟源自何处？近日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踏上这片孕育了侨批、潮商的传奇土地——这趟探寻之旅，试图在一饮一啄、一信一诺之间，触摸潮汕文化的真实脉动。

  在熙熙攘攘的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穿行，成片的骑楼群在阳光下泛着旧色。这里不仅保留了上世纪的建筑风貌，也藏着无数潮汕人闯荡四海的往事。

  要理解潮汕，必须先理解潮汕人的“家”。这个“家”的概念，超越一个小家庭的范畴，它指向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庞大宗族。而在潮汕，维系宗族情感最日常，也最富仪式感的载体，莫过于宗族祠堂——祭祖、拜老爷，是潮汕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——不管是天上神仙还是优秀祖先，统称“老爷”。无论日常起居还是闯荡四海，潮汕人都要先求一个“老爷保号”。

  随着电影的热映，整个潮汕地区都仿佛变成了一座“阿嬷痛城”。街头巷尾，到处都有电影场景——揭阳古城正在赶工复原电影里木生过番打工的一条暹罗街道；潮州古城的老字号商场在外摆位还原了代笔写信的书桌；丁日昌故居里正在举办“侨韵风物展”，侨批文物馆里一座“红头船”将游客载往百年前的沧桑……

  “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。”为了一个承诺，隐瞒一个死讯，苦苦支撑起华番两头两个家庭的生计。这份建立在民间信义之上的坚守，正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。而这种被称为“侨批”的特殊家书，也借由大银幕，从历史档案库走进了公众视野。

  见字如面，走进侨批文物馆，那些沉睡在纸背上的悲欢离合、潮汕人的重情重义，以及一个特殊年代里建立在纯粹信用之上的民间金融网络，开始在我们面前渐渐清晰。

  旧时潮汕地区称呼海外为“番”，远渡重洋的人被称为“番客”，而他们寄回的信就叫“番批”（书面语称“侨批”）。但一封完整的侨批，又不只是信，还包含了银——早期的侨批非常简朴，甚至是用一张信纸直接折叠成信封的样式，被称为“折叠批”。但不管多简陋，信封左上角总是会写明寄款金额，比如“内付银四大元”，这就叫“银信合一”。

  侨批文物馆馆藏最古老的一封侨批，由番客叶和仁寄出于1881年，距今已超过140年。信中叮嘱母亲保重身体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人的深深牵挂。

  这些泛黄的信纸，就是维系宗族血脉的纽带。电影里，郑木生没日没夜地踩三轮、跑船，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，这也是当年无数底层番客的真实写照。潮汕地区自古地少人多，许多人为了生计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远赴南洋谋生。当时的“过番”歌谣《卖咕哩》这样唱：“断柴米，等饿死，无奈何，卖咕哩（苦力）。”

  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是以“卖猪仔”的身份成为契约华工，在海外从事着码头搬运、铁路修建、橡胶种植等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当时，许多人通过“洋行”这样的中介机构签订“卖身契”出洋，甚至连工钱都不是通用货币，而是一种被称为“猪仔钱”的陶瓷代用币，只能在“猪仔馆”内部消费——馆藏的“猪仔钱”都是小小一方拇指大的陶瓷，上面有称得上精美的彩绘雕刻，然而美物背后，却是早期番客遭受层层盘剥的哀景。

  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封侨批的分量，重得超乎现代人的想象：一封侨批送进村，能够说是全家人的头等大事。对于留守在家的老人、妻小来说，一声“番批到”，到来的不只是一笔能把家里米缸续上的救命钱，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在世的证明。只要批还能寄回来，就说明海外的亲人还活着，家里就还有盼头。

  1949年以前，潮汕民众依靠批款生活的占比高达40%至50%，有些乡村甚至占70%到80%。在澄海等著名侨乡，侨批可谓是广大侨眷侨属的经济“生命线”，因此潮汕有俗谚说：七成食番畔（南洋），三成靠唐山（本土）。

  馆内有一封“一字家书”，让人过目难忘——身在印尼的番客陈君瑞，在整张信纸正中间，写下一个巨大的繁体“難”字。旁边附了一首短诗：“迢递客乡去路遥，断肠暮暮复朝朝。风光梓里成虚梦，惆怅何时始得消。”所有的走投无路都在那个大大的“難”字里了。即便如此艰难，信里依然夹带了汇给家里的钱。文物馆工作人员感慨，这就是潮汕人的性格，在外头受了再大的委屈，都吞进肚子里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那句“钱银知寄人知返，勿忘父母共妻房”就不敢忘。

  电影里，木生在侨批中夹了一朵木棉花。真实生活中，侨批夹带或托人捎带的物品更是五花八门——小到种子、衣物、药品、海参，大到通过侨汇券购买的缝纫机、自行车，无不是为了当时侨眷生活的实际的需求。此外，侨批里也满是“情绪价值”——文物馆内有一封长达9页的家书，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，是馆藏9万封侨批中字数最多的一封。书信者不仅劝慰父母不要吵架、探讨家中财务归谁管理，更苦口婆心劝说兄弟姐妹要代为行孝，并对自己不能照顾双亲表示强烈的愧疚。

  在文物馆，你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个旧时银信局的还原场景：一个个小抽屉里分类摆放着寄往不一样的地区的侨批，是一种可溯源的邮递系统。但抽屉上的字并非甲乙丙丁子丑寅卯，而是“毁”“逸”等等——原来出自《千字文》中的“恭惟鞠养，岂敢毁伤”“性静情逸，心动神疲”等句，都有好寓意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潮汕地区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承袭。

  “侨批的递送网络，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到专业化的演变过程。”文物馆工作人员和记者说，“初期，华侨寄钱寄信主要依赖回国的亲友或同乡顺道捎带。后来带的人多了，逐渐催生出一种特殊的职业叫‘水客’，他们四海为家，以水为生，业务完全建立在个人信誉之上。而随着侨汇需求的增大，许多水客或商人开始在海外设立落脚点，成立了兼具银行汇兑与邮局功能的私人机构‘批局’，也称‘银信局’。这标志着侨批业进入了专业化阶段——到1946年，仅在东南亚一带，潮汕人开设的‘潮帮批局’就多达400余家。泰国曼谷的三聘街，更是一度聚集了上百家批局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‘华侨汇兑一条街’。其中，1835年创立于新加坡的‘致成批局’是目前发现的创立最早且在海内外设立分号联网的批局；而揭阳地区的‘魏启峰批局’则从1879年经营至1979年，持续了整整一百年。”

  可以说，每一封侨批的往来，都是一次信用的交换——寄信的人相信批局，批局相信水客和批脚（“水客”好比国际物流，“批脚”好比国内分区域的快递小哥，活跃在侨批递送网络末端的最后几公里），收信的家人相信整个体系。这张由无数善意和承诺编织而成的大网，温柔而坚定地承托住了那个年代无数飘摇的家庭。

  当年番客下南洋所乘坐的，便是著名的“红头船”。清政府为管理不同省份的船只，规定以颜分：广东属火，船头漆为红色——这些红头船从澄海等地的港口出发，承载着无数潮汕人的谋生希望与离乡背井的血泪，驶向茫茫南洋。

  “为何潮汕人热衷于经商？根源有二：一是潮汕地区人多地少，耕地资源匮乏，迫使人们向商业谋求生路；二是濒临大海，自古便能接触到海外信息，知道海的另一边有更广阔的世界。”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宋小保以他独特的“旁观者”视角，为我们剖析了近代潮商崛起的深层逻辑。

  潮汕商帮的崛起，可以追溯到1899年设立的汕头保商局。汕头自1860年开埠后，对外贸易日趋繁盛，但洋商垄断市场、营商秩序混乱，传统行会已无力应对。1905年，保商局改组为汕头商务总会，成为全国首批现代商会之一。

  与晋商、徽商等传统商帮不同，潮汕商会展现出鲜明的特点。“晋商、徽商更多是‘目光向内’，其商帮的维系主要依赖于血缘、地缘等乡土社会纽带。”宋小保教授分析认为，“而潮商，因其濒临海洋，自古便有海外贸易的传统，形成了‘既向内又向外’的开放视野。”

  在宋教授看来，这种特性也催生了潮汕商会组织形式的创新——它不再仅仅依托乡规民约和传统道义，而是落地了近代法人化建制，订立章程，推行理事选举、会务例会、财务公开等制度化规则，成为一个法治化、公共化的商事社团。它的网络是全球散点式的，组织形式也更为灵活。

  遍布全国的潮汕商会，时常扮演着“行业公断人”的角色。“它率先在各行业组建同业公会，统一品类分级、包装规范、度量衡标准；针对潮绣、陶瓷等主力出口货品，还创设了商会专属的商检戳记。同时，商会常设商事公断处，由德高望重的‘商董’们出面，绝大部分商业纠纷都能就地化解。”宋小保说，“对于失信行为，商会还有一套分级处置机制：对于逾期结款之类的轻度违约，会给出书面警示、内部通报、限期整改；对于短斤缺两之类的中度违规，会记入商会失信台账，行内匿名谴责；而严重失信的比如商业诈骗，则不仅会被商会除名，还会同步通报全球各地的潮汕商会、侨批局，远洋船行，依托行业网络实现商事惩戒。”

  在东南亚乃至欧美，潮汕商会的存在也为整个海外潮商群体的“集体信用”提供了背书。“对于身处异乡的商人而言，加入商会能获得不小的实际利益。当一个商人加入商会，就等于获得了整个潮商群体的信用背书。”宋教授说。商会不仅提供商业信息、市场机会，还能在会员面临资金困难时提供支持，为初来乍到的创业者提供了坚实的后盾。

  最能体现潮汕商会经济影响力的，莫过于潮汕铁路的建设——1903年，在汕头商务总会统筹协调下，南洋潮商张榕轩、张耀轩兄弟牵头筹资兴建潮汕铁路；商会统筹海内外潮商募资入股，协助政府征地磋商、用工招募、落地基建。1906年全线 公里，直观地体现了商会跨区域资本整合与资源统筹能力。

  而在1932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中，商会网络的韧性更是展露无遗。汕头商务总会联动泰国暹罗中华总商会、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设立跨境自救基金：海外潮商提前预付货款，国内商会统筹滞销货品开拓内销市场；同时约定会员企业间禁止随意抽贷、放宽账期。这一系列操作，守住了潮汕区域性商业信用，让潮商圈层成为当时华南地区受大萧条冲击最小的商帮集群之一。

  在家国层面，潮汕商会更是展现了“出则为商，入则为善”的情怀。从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捐款捐物，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积极做出响应国家号召，通过侨批等渠道将宝贵的外汇输入国内，再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回乡投资——潮汕商人将对家庭和宗族的义务，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对家乡和国家的责任感。

  “浓厚的乡情是潮商群体另一个显著的特征。”据宋小保教授观察，“这种慷慨捐赠的行为，一方面源于‘衣锦还乡’、荣归故里的传统思想，希望在父老乡亲面前展现自己的成就；另一方面，也饱含着一种朴素真挚的情感，即真心希望自己从小生活的土地变得更美好。”

  兴办教育，是潮商回馈桑梓最主要的方式之一。1904年，汕头富商陈雨亭创办的华英中学堂，后来发展为汕头市第一中学，是潮汕近代早期新式公办中学源头之一；遍布潮汕大地的华侨中学、华侨小学，以及由李嘉诚先生捐资创办的汕头大学，都是潮商捐资助学的明证。1981年，汕头大学被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，远在泰国的华侨许御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，在寄给表弟的侨批中兴奋地称“今能建立实我潮汕之幸也”——这封侨批也出现在了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最后。

  在赈灾与慈善方面，商会同样不遗余力——1918 年南澳7.3级大地震，人民死伤十分之八，揭阳城内房屋损坏十分之九、倒塌十分之五。海外潮侨潮团迅速组织潮人，展开规模空前的“人（钱）返乡”救济活动，“开潮侨捐款空前未有记录”；1922年潮汕地区“八二风灾”，商会组建应急赈济队伍，动用自有商船运载粮食、衣物、药品深入沿海重灾区，持续三个月落地救灾；2008年汶川地震，国内多地潮汕商会累计捐资超过2亿元；2020年新冠疫情，全球潮商会跨国集采防疫物资，泰国潮州会馆捐赠千万泰铢和50台医用呼吸机，输送到湖北以及潮汕本土……

  当潮商在海外落地生根，商会更成为当地潮人社区的文化与社会核心——它不仅是信息枢纽和经贸纽带，更是文化纽带。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等机构，常态化开设潮语课堂、潮剧汇演、传统祭祖、“出花园”成人礼等民俗活动。潮汕人在海外也“赛大猪”、唱潮剧、跳“英歌舞”，身处异乡的侨胞借此感受浓厚的家乡氛围，获得心理慰藉。

  更重要的是，商会也是海外乡亲的“大家长”。在宋教授看来，通过抱团的力量，商会能有效提升华人群体在当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，保护族群利益不受侵害——晚清时期，潮籍社团派员到码头接应受难劳工，协助苦力维权赎身；近代，面对排华风险，吉隆坡潮汕会馆曾开放场馆收容数百名华人。就在2023年，缅甸潮汕商会还联动我国驻外使领馆，依托本地潮商人脉，成功营救了20余名被困于缅北电诈园区的潮汕籍青年。

  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商会的功能更是远超商业范畴，展现了强烈的家国担当——抗战爆发后，东南亚多国潮汕会馆牵头组建南侨总会，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，统筹南洋侨商募资，采购药品、军用物资，经滇缅公路等通道输送回国。泰国著名侨领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先生，更是带头日货，创办报纸宣传抗日，最终因此被暗杀。大批潮商子弟投身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，海内外商会持续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持，践行着“经商不忘报国”的族群底色。据统计，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，侨汇达95亿元以上，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%，这些钱款，每一分都浸着血汗与赤诚。

  随着现代银行体系的普及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，侨批和传统商会的历史使命相继完成。那些曾在码头和乡间小路上奔波的身影，连同那些写满思念和牵挂的信纸一同走入了历史。当浪潮退去，还有什么精神留给今天的我们？

  “潮汕商会的历史价值，不在于培育了多少富商巨贾，”宋小保教授认为，“而是完成了潮汕乡土乡情向制度化商业信用资本的转化，打造了一套可传承、跨地域、全球化运行的商事伦理与组织模式。这套体系至今仍是全球潮商抱团发展的底层支撑。”

  如今，全球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的潮汕商会和同乡社团。它们的功能和使命虽已随时代而变，但“敦睦乡谊、共谋发展”的核心宗旨未变。那份根植于血缘地缘的抱团精神，依然是他们联结彼此的最强韧带。而在现代商业社会，源自侨批时代的“信用”精神，同样是潮商最为看重的无形资产。

  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引发的“潮汕热”，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化“寻根”。它让几十万年轻人涌入侨批文物馆，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历史；也让从未接触过“写信”这件事的零零后，从一封封泛黄的家书里寻找自我的文化根脉。

  当年的批局早已远去，但那份“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”的精神，却将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身上延续下去。它存在于每一次家族团聚的欢声笑语中，也存在于全球潮商每一次以诚信达成的商业合作里。历史的载体虽已改变，但精神的内核已然还乡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